中华为什么叫华访文化人类学家民

文章作于年11月27日（记者李建辉）

我们党提出的理论要创新，是历史的需要，是与时俱进的需要。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理论创新，首先是要在有关国家、民族利益等重大问题上创新，林河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人类古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中华民族是人类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中华民族是人类创新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中华民族是人类海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四千年前的古黔中》等新的新课题，我们认为都是中国在人文科学方面的创新，都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尊严和利益的重大问题。林河先生的文章在本刊陆续刊出后，读者反映强烈，纷纷要求能够看到林河先生对中华文明更多的新见解。为此，我第七次访问了林河先生。这一次，林河先生向我提出了中华为什么叫“华”的新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来呢？我当时颇感诧异。但经过林河先生一解释，我不得不佩服林河先生做学问的认真仔细，能够在别人看不出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来。林河先生研究的这些课题，是符合我们党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的。

记者：您提出“中华为什么叫“华”的问题，很可能有人感到意外。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分子，难道还有谁不知道中华为什么叫“华”吗？因此，请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林河：创建了巍巍大中华，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辉煌，由于有了“中华”这样一个充满了智慧和创造力的民族，人类的历史才会谱写出那么璀烂的篇章，由于有了“中华”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才铸造出了千秋万代的伟业！但是，从古到今，的确还没有人科学地解答过“中华”为什么叫“华”的问题。这就是我要重新解释“中华为什么叫“华”的目的。

记者：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意味着要对古人有关“中华”的定义有所修改？

林河：你问得很对，古人对“中华”为什么叫“华”的解释，是从没有实证基础的空想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科学地推论出来的，我们当然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去修改。正因为我发现了古人有关中华为什么叫“华”的解释，完全是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猜测之辞，一点也经不住推敲。才萌发了我要去研究中华为什么叫“华”的问题的。

记者：古人对中华为什么叫“华”的解释，根据您的理解，有哪些地方不对呢？

林河：中华为什么叫“华”？《春秋左氏传·左定十年传》说[疏]的解释是：“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尚书》[注]的解释是：“冕服彩章曰华，大国曰夏”。我自己问自己，形容服章之美的名词有许多，我们的先祖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中华”一词来做我们的族称？而不是选择“中礼”、“中仪”、“中章”、“中冕”、“中彩”来做我们的族称呢？

当人类还处在“披树叶、裹兽皮”的原始时代，哪有什么“冕服采章”？何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找不到以“冕服采章”为民族族称的氏族。历史上常常提到的“有巢氏”是以巢居树上为特征的氏族，“燧人氏”是以击燧石取火为特征的氏族，“匏羲氏”是以食用葫芦为特征的氏族，“神农氏”是以始创农耕为特征的氏族，“轩辕氏”是以善于驾驭大车为特征的氏族，翻遍中国的古书，又几曾见过以服饰华美为特征的氏族呢？再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和“大国曰夏”的解释也毫无道理。为什么“有礼仪之大”要称“夏”？为什么“大国”要曰“夏”？依据在哪里呢？我们如果总是在因袭前人这些不科学的解释，作为一个中国人，连“中华”为什么叫“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弄不清楚，我们又何以面对世界呢？

记者：你说,解释《春秋》、《左传》、《尚书》的一些注疏都不正确，但两千多年都已过来了，却很少有人对这些解释产生过疑义？，又是什么原因呢？

林河：古人对这些解释很少有人产生疑义，是因为《春秋》是圣人之书、《左传》是经典之作，身为圣人之徒的儒生们，大都是不敢离经叛道的，又怎敢去反对圣贤之言呢？而且，以前也没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等科学，他们即使想另作解释，也是解释不出来的。

记者：你说古人对“中华”的解释都是些猜想性的推论，但远古无稽，你又能用什么方法避开猜测推论，去求实证呢？

林河：猜想和推论是科学之母，科学从不排斥猜想和推论，著名的“哥特巴赫猜想”就是一例。达尔文、爱因斯坦这两大科学家的好些理念一开始也是猜想和推论，是在数十年后才为别人所证实的。关键的问题是猜想和推论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空想之上。

我认为从唯物史观看问题，首先要广泛收集与“华”有关的信息以供研究，这就叫“信息论”。然后在“历史座标图”上给她定位。这就叫“系列论”。在历史上,“夷”与“华”是对应词，“夷”与“华”都应是“夷氏族”与“华氏族”的简称。我们就可以到历史文献上去寻找了。从历史文献上得知。在“五帝”之前是的确有一个“华胥氏”的。她是燧人氏的女儿，伏羲氏的母亲，神农氏的祖母(见《史记补三皇本纪》)。也就是说，在“历史座标图”的纵座标上，她应定位于燧人氏（采集时代）和伏羲氏（渔猎时代）之间。在横座标上，她应定位于“野蛮时代”的中期，这就叫“控制论”。定位准确了，我们就可以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来推论了。当我们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为华胥氏定位以后，我们便可以推论她在这一历史时期能够创造什么和不能创造些什么？以剔除古书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的不实之词。当我们研究了历史上的记载后，还要去找一找考古上有没有发现？文化上有没有传承？然后再问这个民族为什么叫“华”？只有找到了华族，弄清楚了这个“华族”为什么要叫“华”，问题才能得到解答。

记者：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去研究人文科学，对古人来说，的确是不可能的。现在请你谈谈你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去研究“中华”为什么叫“华”的具体过程吧。

林河：华胥氏离开我们是那么遥远，在古籍中只给我留下了寥寥的几条记载，而且充满了寓言色彩，由于信息馈乏，历来的学者很少有把她当作研究对象的。

华胥氏为什么要称“华”呢？《黄帝四经称篇》说:“华之属,必有核,核中必有意”,“华”在这里是指果实。《通训定音》有关“华“的解释是：“开花谓之华”，如《诗经》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含义是“桃花开得多茂盛啊，她的光华就像那灼热的火焰”。《尔雅·释草》的解释是：：“木谓之华，草谓之荣”，《礼记·郊特牲》的解释是：“天子树瓜华”。《甲骨文》中目前还找不到“花”字，只有“华”字，画的是一棵长满了花果的大树。综合上面的这些解释，“华”字的原生含义，应当是指一切光彩夺目的自然现象。如“日华”、“月华”、“光华”、“瓜华”、“花华”、“果华”之类。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当人类还处在采集时代，双手还难以捕捉飞鸟，双足还难以追捕野兽，鸟兽还难以进入人类的食物链的时候，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的“衣食父母”主要就是植物的瓜果花华，人类对瓜果花华的依赖必然会超过对其它食物的依赖。她们见了这些有如日月光华一般灿烂的瓜果花华，必然会惊喜地发出“华，华！”的叫喊声，召唤同伴们去采摘共享，就像我们今日遇到惊喜，还会“华！”地一声尖叫是一样的道理。

当她们每次遇到可食用的食物，就发出“华，华！”之声，而大家听到“华，华！”之声，就会联想到发现了食物，这个“华，华！”之声就成了一个有固定含义的语言符号，具备了语言功能，而这个会说“华，华！”之声的族群，当然就是第一个以特定语言为自己命名的民族——“华族”了。历史上的有巢氏、燧人氏等原始民族，文化水平太低，自己还不懂为自己命名，他们的名字是后人根椐她们的文化特征代她们命名的。华胥氏这个名词却是自己为自己命名的，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胥氏既是中华各民族中首先运用语言手段为自己命名的民族，也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开创者，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位人文始祖。这就是我对“中华”为什么要叫“华”的科学定位。

记者：你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华胥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也是中华民族的语言——“华语”的缔造者？

林河：可以这么说。历史上也有“伏羲、燧人始名物虫鸟兽”的记载。文中的“燧人氏”，应该就是燧人氏时代末期的华胥氏，因为她是燧人氏的“后代”，还是属于燧人氏这个时代的“子氏族”。因此，“伏羲、燧人始名物虫鸟兽”中的“燧人氏”，指的应该就是燧人氏末期的那位华胥氏。但有关华胥氏首创“华语”的问题，研究起来非常复杂，这只是我构思的第一步，还需要有语言学家们的共同参与，继续作进一步的论证。靠一个人的研究是很难完成任务的。

记者：在你的构想中，华胥氏创造了哪些“华语”？

林河：我个人认为华胥氏创造的“华语”，主要应该是与“华”有关的语言。在上古音中，“华”字与“余”、“于”、“予”等字是同韵相通的。而“余”、“于”、“予”等字都有“我”的含义。因此，“华就是我，我就是华”、我们自称为“余”、“于”、“予”，也就是自称为“华”。“华”这个音，就应该是华胥氏创造的“华语”中一个最根本的“语根”，“余”、“于”、“予”等则是从“华”这一语根上发展起来的“语群”。至于华胥氏还有没有其它的“语根”和“语群”？就需要进一步研究了。

记者：在历史上，有关华胥氏的记载是那么地少，甚至于连她的存在都有人怀疑，你能从考古学上证明华胥氏的存在吗？

林河：这就要从符号学的角度去研究了。就像国旗是一个国家的标志符号一样，一个创造了文化的原始民族也必然会创造她们共同的标志符号的，这种共同的标志符号，按照正常情况，一般都应该是她们的传统标志加她们的新标志。华胥氏族既然崇拜花华，这花华就应该是华胥氏族的主要标志。在出土的文物上如果频繁出现花华图案，就有可能是华胥氏族的氏族标志。但是，到哪些文物中去找这些标志符号呢？原始时代的人们，全都笃信神灵，礼神是她们的头等大事，礼神要用礼器，在青铜礼器还没有发明之前，最好的礼器就是陶器，到陶器中找，必有收获。

在距今九千年前，湖南的彭头山文化出现了祭祀礼仪，作为礼器的陶器上，就出现了多角形光芒的太阳花符号、连珠形太阳符号、花边形陶支座、X形镂孔火灵符号、井字形符号、滚压绳纹符号、拍印绳纹符号等。供巫女佩戴的坠形石棒上也有X形巫术符号及方格纹符号，似有明显的“草荣”、“木华”、“火花”、“太阳花”等“花华符号”。

由于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距今八到九千年前，澧县八十垱遗址的花华符号就更加明显了，乱草纹符号、树叶纹符号、雨线纹符号、菱角纹符号、方格纹符号、交错绳纹、错乱状绳纹、多角形太阳花符号等都相继出现。

再往后，由于人们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花华纹就更加丰富多彩了。甘肃老官台文化、中原仰韶文化前期的彩陶文化中，花华符号不但丰富多彩，而且占了很大比重。我认为：这些都应该是华胥氏的“花华符号”给我们留下的考古证据。

记者：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方面的证据您都谈到了，根据文化人类学的“文献有记载、考古有发现、民间有传承”的方法论，还请您谈谈华胥氏的“花华符号”，在民间是否还有传承呢？

林河：不但有，而且很多。在大西南，“黔台语族”（中华民族最先发明的是粳稻耕作技术，种植粳稻的民族便自称“粳民”，“黔”、“粳”为同音异译，因此，“黔台语族”实为“粳台语族”，但为了从俗，本文仍沿用了“黔台语族”这一学术用语）的许多民族及湘鄂粤桂等省的民间，有一个“花文化圈”，它来源于一个相似的传说：人的灵魂就是生长在“samwa”（在黔台语中，sam读若“萨”，含义是老祖母，wa读若“华”，含义为花。汉译“花林祖婆”或“花林女神”）的花林中的花朵。在这个“花文化圈”内，人的一生，几乎都与花有关。生，是“萨华”将花魂赐予人间；弱，是花魂没有浇水；病，是花魂被虫蛀了；死，是花魂已被召回花林。因此，“萨华”的生日（三月三）要跳花，唱“跳花歌”、未婚姑娘要插花，唱“插花歌”、新婚妇女要求花，唱“求花歌”、已孕的妇女要在路边小沟上架小花桥接花，唱“接花歌”、婴儿生了要请花，唱“请花歌”、请回花后要安花，唱“安花歌”、初一、十五要拜花，唱“拜花歌”、婴儿病了要暖花，唱“暖花歌”、平时饮宴要盘花，唱“盘花歌”、老人死了要散花，唱“散花歌”……中华各民族中的插花节、跳花节、跳花树、跳花场、踩花山、唱花儿、花儿会、花生日、火把节、跳火把，不管它后来又产生了什么新的解说，但都源于华胥氏遗留下来的“花华崇拜”。中华的山河这么如诗如画，中华的土地这么花团锦簇，中华的文化这么美不胜收，中华的艺术这么绚丽多彩，中华的宫殿这么富丽堂皇，中华民族的性格这么热情奔放，中华儿女的歌舞这么袅娜多姿………原来，都出自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华胥氏族爱美的天性啊！

“华胥氏”的“胥”，按汉语字典有“相也”、“皆也”、“待也”、“助也”等解释，都与“华胥氏”的“胥”不大吻合，古有胥姓，传说是赫胥氏之后，而赫胥氏相传就是炎帝，以“系统论”分析，华胥氏远远早于炎帝，于时代又不吻合。因此，我认为“华胥氏”不是汉语，不能用汉语字义去解释。南方多瓜果花华，北方少瓜果花华是一个自然规律，按照这个自然规律，南方的“花华符号”似应早于北方，20世纪末叶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南方的文明要早于北方，北方民族的某些语言、地名、人名，有许多确是南方民族北迁、或南方文化北传时带到北方去的。因此，我们不妨试着用南方民族的语言去解释一下。用中国南方首创农耕的“黔台语族”的语言解释：“华胥”的读音为“waxu”，“wa”就是“华”，“xu”（胥）和伏羲氏的“羲”（xi）在黔台语中的读音相似（黔台语发不出撮口音），有“光辉”之意。因此，华胥氏就是“华氏族的光辉领袖”之意。按系统论，华胥氏时代当然是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的领袖当然是妇女。而“萨华”的“萨”，是南方民族对女神、女巫、女祖先、女领袖的共同尊称。因此，南方民族的这位“萨华”（华祖母），极有可能就是古代的华胥氏。

记者：您运用来自文献记载、考古发现、文化传承这三方面的信息，以科学推论的方法，证明了“中华民族”这名称起源于远古的华胥氏，是对这一段“被历史遗忘了的历史”的重新发现，你的新发现不仅使我们知道了“中华”为什么叫“华”的原因，还帮我们找到了我们中华民族失散了不知多少个世纪前的亲生母亲，找到了“华语”的起源。了解了华胥氏这位伟大的民族之母对中华民族和世界人类的贡献。您的新解释的确远胜古人。最后，还想请您对“中华为什么叫‘华’”的问题作个简单的概括。

林河：我把“中华为什么叫‘华’”定位于华胥氏首创中华的座标上，既找到了我们民族的生身之母，解决了我们中华民族“族称”的来源。也使华胥氏首创“华语”的功劳不至于被埋没，使我们中华民族爱花、爱美、爱自然、爱和平、爱生活、爱绿色大地的民族性，找到了比较合理的答案。

我对于“中华为什么叫‘华’”的新解释，还只能说是我的一已之见，很可能还有其它的研究途径。我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历史爱好者共同来各抒已见，通过比较研究求得最后的结果。只有大家都已提不出更新的解释，才能最终地证明谁的研究成果是正确的。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之所以能提出一些别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寻找到一些前人没有找到过的答案，都是创新了方法论所带来的好处。理论的创新，首先是方法论的创新，而方法论的创新，就必须在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上，与时俱进，博采中外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为已所用。只有在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去更新观念，才能突破“师承”、“古训”、“洋规”、“禁区”……的束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李鸣高(年6月—年10月)，笔名林河，侗族，湖南省绥宁县寨市人，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傩文化研究世界第一人”。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南分会副主席、省第七届人大常委、省文联主席团成员，副主席，还担任民俗学会、中国傩文化研究会等8家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等职。潜心民俗文化研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学述论文余篇，论著先后荣获省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主要著述有《九歌与沅湘民俗》、《傩史——中国傩文化概论》、《古傩寻踪》、《中国巫傩文化史》、《中华文明一万年》、《林河自选集》，另有多部著作在台湾、日本等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