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校雠学讲稿,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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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校雠学略说》出书《校雠学略说》做家：程千帆封面题签：程章灿装帧方法：锁线精装页数：出书社：浙江大学出书社出书时光：年8月订价：48.00元体例简介本书为程千帆师长传授校雠学的讲稿，全书包罗目录、版本、校订、藏弆四部份，大抵相当至当日所说的文件学范围。年程千帆师长应山东大学殷孟伦师长约请传授校雠学课程，本书即由那时的讲义衍生而来。全书分为五章，除第一章绪言外，别的章节离别阐明了校订、版本、目录、藏弆，四部份文件学的根底体例，齐全响应了程师长的文件学编制与深挚的学术功底。不只是一部鲜活的文件学讲堂实录，为后学开示措施，况且为往后程师长与其学生徐有富师长合著《校雠广义》成立了编制。本书缘故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纪录，经朱广祁、吴庆峰、徐超整治后，于年在山大油印发行。年，山大王绍曾师长为讲课计，对该书做了查对引文、统一体例的劳动，并于昔日再次油印发行。这次以年版为原本录排发行。做家简介程千帆，原名程逢会、程会昌。年生于湖南宁乡。知名文史学者，在古代文学、文件学等范围均有优异成就，为我国古代文学和文件学的学科成立和能人造就做出过超过奉献。年考入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汪辟疆等学者，奠定了深挚的古典学术功底。年从金陵大学结业后，前后任教于金陵中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年，受匡亚明校长之邀，到南京大学任教20余年，为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和文件学造就了大批能人。此间应邀到寰宇多所高校讲学，辅助别的高校成立和复原学科编制，在我国古代文史学界享有盛誉。平生著述宏富，著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两宋文学史》、《唐朝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诗考索》等等。与徐有富共通专著《校雠广义》，与夫人沈祖棻共通编著《古诗今选》《宋词分析》等。《校雠学略说》序程千帆师长年秋考入金陵大學，他向老師們請教何如學習，劉國鈞师长告訴他先要通目録之學，治學就简单摸着門徑了。劉师长當時爲本科生講授目録學，爲钻研生講授《漢書·藝文志》，程师长都聽了。同時，他也向汪辟疆师长請教校讎學和詩學方面的問題。年秋，他寫了一篇目録學課程論文《〈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説》，該文發表于《金陵大學文學院季刊》年1期，這是程师长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爲了鞏固本身的學習成效，他連續寫了好几篇目録學論文，並將此中的六篇編爲《目録學叢考》，由中華書局于年出书，能够説這是他的第一册論文集，當時他僅27歲。他乃至還想寫一部《校讎廣義》，並于年6月預先寫了篇《校讎廣義叙録》。年秋，程师长在成都應母校金陵大學之聘，當時劉國鈞师长仍担当該校文學院院长，得悉程师长还在繼續鑽研校讎學，並且計劃寫一部校讎學著做，就將這門課程的教學任務交給了他。因而程师长一邊講授，一邊撰寫《校讎廣義》。年，程师长到武漢大學任教，所担当的課程中仍旧有校讎學。新中國创制後進行教學鼎新，這門課程被拆除了。隨後程师长被打成“右派”，離開劳动崗位近二十年，對這部没有寫完的《校讎廣義》果然也就無暇顧及了。年，匡亞明校長聘請程千帆师长担当南京大學华文系传授，當時他已辦了退休手續，成了街道住民。年秋季，程师长招了3名碩士钻研生，考慮到钻研生需求獨立進行科學钻研，則校讎學知識和訓練是必弗成少的，因而就從十年大难中被搶奪、被焚燒、被撕毁的殘存的書稿中去追查那部尚未实现的《校讎廣義》，結果是校订、目録兩部份還保管了多少章節，而版本、典藏兩部份，則片紙無存，但因劳动需求，他仍旧竭力講授。這門課程是專門爲他的3位钻研生開的，結果系内系外、校内校外不少钻研生與中青年教師都來旁聽，讲堂裏總是坐得滿滿地。接着他又受邀至山東大學講授校讎學，也深受歡迎。所講体例由南京大學钻研生徐有富、莫礪鋒、張三夕和山東大學钻研生朱廣祁、吴慶峰、徐超記録整治成《校讎學略説》，並于年由山東大學出過油印本。年，王紹曾师长爲山東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钻研生講校讎學即以該講稿做讲义，他與王培元师长一同，核對了引文，統一了體例，矫正了一些錯字，還加了一個目録，又油印過一次。浙江大學出书社決定以王紹曾师长和王培元师长整治本爲原本正式出书程师长當年的講稿《校讎學略説》是很用意義的。該社編輯部《出书説明》稱：“程千帆师长爲中國文獻學學科建設和能人培養做出了优异的貢獻”信非虚語。程师长在南大爲钻研生上校讎學課程頗有影響，年國家教委特托付南京大學钻研生院主辦培養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钻研生經驗调换會，程师长在會上提议了必須開开設文獻學課程的计划，反響熱烈。此後全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碩士钻研生便遍及開設了古典文獻學課程。我資質駑鈍，不思進取，程师长选用不斷施加友好壓力的法子，把我引上了古典文獻學的教學與钻研之路。他先是讓我参與整治《汪辟疆文集》，接着讓我爲钻研生上校讎學課程，又推薦我到南京師範大學爲古典文獻學專業本科生上版本學，並提议與我合著《校讎廣義》。我們花了十多年時間，实现了這部包罗版本、校订、目録、典藏四編的近萬字的著做，被專家陶敏譽爲“校讎學重修的奠定之做”，王紹曾稱其“爲我國傳統的治書之學成立了一個明确而完好的學科體系”。該書曾獲得過第四届國家圖書獎、國家教委優秀讲义一等獎等獎勵，于今仍被不少學校用做钻研生讲义。我是年被評爲博士生導師的，隨即在程师长的鼎力援助下，以南京大學古典文獻钻研所爲依靠，创制了古典文獻學博士點。当前，我的幾位留在所裏劳动的賢学生們，也都成了博士生導師。全國各高校的古典文獻钻研所也都遍及成立了博士點，從事古典文獻整治與钻研的隊伍火速壯大。由於钻研生們必需撰寫學位論文，還要在焦点雜誌上發表文章，各博士點的古籍整治與钻研的項目也比較多，故這些钻研生們所學也都有效武之地。恢復钻研生培養轨制以來，就古籍整治與钻研事業而言，可謂一片繁榮光景。程师长主張“文學钻研，應該是文獻學與文藝學最完好的結合”。那些畢業後從事古代文學钻研與教學的程門学生與再傳学生們，常常也都具备扎實的文獻學功底。《校讎學略説》做爲講稿，有其鮮明特点。因爲課時有限，而校讎學的体例又非常豐富，是以衹能选用少而精的原則，而將大批的教學体例留到課外，讓學生們本身去鑽研。因而，程师长除在講稿卷末附有《重要入門書目》外，在講課的過程中還隨時介紹一些參考文獻。如：“關於劉向、劉歆父子在校讎學方面的功績，能够參考：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載於《燕京學報》第七期，.6.尚有中國文明服務社單行本）；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孫德謙所著書》，四益宧刊本）。錢書關於劉向、劉歆父子以及經學的古今文之争，敘述得很得體。孫書將劉向校讎學的法子歸納爲二十三條。兩書對我們都有啟發。”（3頁）這既能擴大钻研生的知識面，又能培養钻研生自立學習的手腕，而自學顯然是钻研生階段學習的重要法子。程师长是校讎學方面的專家，在講課的過程中時有精闢獨到的見解，對我們頗有啟發影响。如人們對校讎學這個術語，遍及觉得生疏，程师长開宗明義道：“校讎學的钻研對象是書籍，古人稱之爲‘治書之學’，即经管書籍的學問。任何一種學問，钻研起來都離不開書籍。不過，别的學科钻研的是書籍的体例，而校讎學則是钻研書籍本身。”（1頁）校讎學包罗版本學、校订學、目録學、典藏學，經程师长解析，它們確實都是治書之學，都包罗在校讎學当中。程师长還談道：“章學誠《校讎通義》把校讎學的影响歸納爲‘辨章學術，考鏡源头，即類求書，因書究學’。這四句話中，‘辨章學術’是從横斷面説的，即鉴别各門學問之間的不同；‘考鏡源头’是從縱剖面説的，即钻研學説發展的歷史。校讎學的影响之一，便是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13頁）如斯解析“辨章學術，考鏡源头”，真是眼力獨具，一語中的。講稿中也供给了不少新材料，如《四庫全書總目》大纲稱“目録”這一術語本原于後漢鄭玄的《三禮目録》，程师长指出《漢書·敘傳》就已出現了“目録”一詞：如“劉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録，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頁）“目録學”宛如是一個現代術語，不过程师长不無自得地説：“‘目録學’一詞，始見於宋人筆記。宋人蘇象先《丞相魏公談訓》中記敘一段他爺爺蘇頌去謁見王原叔（王洙）的故事説：蘇頌謁王原叔，因論政治，仲至侍側，原叔令檢書史，指之曰：‘此兒有目録之學。’這個材料是我无意發現的，以古人還没有注意過。”（頁）程师长上課喜歡舉例説明問題，從不做空洞的議論。而所舉的例子顯然是經過经心挑選的，既浅显易懂，又能説明問題。如關於理校，他以《詩經·周南·漢廣》首四句“南有喬木，弗成暂息。漢有游女，弗成求思”爲例，並解析道：“根据句法，二句和四句是一樣的，‘休’和‘求’押韻，‘思’字是個語辭，而‘息’字具备實際意義，在語法上不對等，是以後人校订，説‘暂息’乃‘休思’之誤。本詩第二章也能够證明這一點。第二章是：‘漢之廣矣，弗成泳思；江之水矣，弗成方思。’現在雖然找不到‘暂息’和‘休思’的實證，但依據辭義、韻足、句法結構來推測，這是靠得住的。”（93頁）避諱的例子不少，程师长特意選了幾個現實生存中的例子。他説：“直到本世紀三十岁月，揚州人還稱蜂蜜爲蜂糖。爲什麼不叫蜂蜜？這是在避五代時佔據揚州的地点長官楊行密的諱。楊是十世紀的人，現在是二十世紀，這種習慣延續了一千年。又如，山藥真名叫薯（現在有的地点還叫紅薯），後來纔改稱‘山藥’，這是在避宋英宗趙曙的諱。這種習慣也延續了八百年了。”（76頁）讀到這些例子，我們會觉得很親切，從而對歷史上曾經廣爲风行的避諱現象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這種現象果然會响应在書面材估中，我們在讀書或鑒定版本時，就會当心避諱現象。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程师长在上課時经常以本身的钻研所得爲例。他談道：“近来，我校《文選·洛神賦》，這篇文章的序论説：‘黄初三年，余朝京師……’不过查對《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陳思王傳》和曹植的此外一些詩，曹植去見他哥哥（曹丕），都寫的是黄初四年，不是黄初三年。於是有人解釋説，曹植在黄初三年是去過京師一次。但有失於記載……其實，黄初三年的‘三’字，應當是‘四’字之誤。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錯誤呢？因爲篆文的‘四’寫做‘亖’，缺一横便是三字，把‘四’字寫成‘亖’字，見於商承祚师长的《石刻篆文編》。同時，我還找到一個距離曹植不太遠的證據，孫皓時代的《禪國山碑》上，‘四表’就寫做‘亖表’。這便是形近而誤的例子。”（70頁）此類例子還有一些。程师长現身説法，對我們何如學習校讎學，何如欺诈校讎學知識進行學術钻研是極有幫助的。程师长是一位钻研中國古代文學的專家，以此身份來講校讎學，所舉例子果然會着重于古代文學，做爲古代文學專業的钻研生聽程师长上校讎學課，大概收獲更大一些。比方程师长指出：“古代文籍，注釋不少，應選哪一種？各注家異同得失何如？這也是版本學要解決的問題。好比關於杜詩的注释，常見的有仇兆鰲、錢謙益、浦起龍、楊倫等人的著做。這四家注各有弗成接替的特點，我們钻研杜詩要根據不同请求選擇注本。仇注着重於出處、詞義、句法構造的注釋，附録材料豐富；缺失之處在於歷史方面考慮不精。錢注注意歷史布景，注語未几而切題，但不注釋正常典故詞語。浦注將杜詩分體編排，又有詳細年譜，兩者結合，既可做到知人論世，又使讀者便於猜度，是一種便讀的注本。楊注的特點在於簡明简要，有旁批，對杜詩評論頗多佳處。”（16頁）後來南京大學博士生郝潤華，恰是根據錢注注意歷史布景的特點，在周勛初、莫礪鋒的指導下，撰寫了博士論文《〈錢注杜詩〉與詩史互證法子》，頗獲好評，年又在中華書局出了修訂本。程师长學問淵博，在講課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爲我們打開知識的窗口。好比他説：“我們往常講‘九經三史’，所謂‘三史’，正常人認爲是《史記》、《漢書》、《後漢書》。其實這是不對的。古人所説的‘三史’，是指《史記》、《漢書》、《東觀漢記》。《東觀漢記》是漢人的做品，是一部比較知名的歷史著做，比六朝的范曄做《後漢書》早多了。現在所能看到的《東觀漢記》，便是《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84頁）再好比“合簿本注”事涉專門，不少人都弄不通晓，程师长做了詳盡的解釋，可參看本書85頁，兹不繁引。因爲是爲钻研生講課，程师长在講課的過程中非常注意介紹治學與論文寫做法子。好比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許多帛書，有一些是我們從不领会的新書，乃至連劉向校書時也未見到過，此中一册叫《十大經》，一册叫《經法》。程师长談道：“任繼愈师长《中國哲學史》近来重印，他非常補寫了關於《十大經》、《經法》哲學思惟的一章。治學中重視火速獲得科學情報，不斷把新材料摄取到本身的著做中，這是相当重要的。否則，講來講去總是舊東西，真成了白居易詩中説的‘天寶末年時事妝’，怎麼能不讓人笑！”（27頁）再如，他在談版本時順便談了論文寫做問題，指出：“做钻研寫論文，要有嚴格規範，論文後面應開詳細參考書目，並著録所用版本，這是不能馬虎偷懶的。不只古書如斯，現代的書也有這種問題。”“如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這是元白詩钻研的重要著做，它供给了以史證詩和以詩證史結合的法子，是钻研古典文學的人必讀之書。這本書就有三種版本。嶺南大學中國文明钻研室的鉛印綫裝本是最先的版本，正文后附有油印的補充材料。解脱後，陳师长做了修訂，先後出了北京古籍发行社本和上海古籍出书社本。由於做家反复修訂，當然是愈後的版本愈好。古書的情況比較複雜一些，有不同的版刻源头，很難説哪個簿本齐全没有錯誤，這就要參校不同的注本，找出最靠得住最正確的解釋。是以治學的人要有必然的版本學知識，會選擇好的版本。”（44頁）聽程师长上課是一件快樂的事，纵使像校讎學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比較乏味的課程，程师长也有辦法上得生動活潑。我于今還記得程师长上課時講的一個笑話：有人請黉舍师长，談好報酬後又提了一個附加條件：教錯一個字要扣半吊錢。課程結束後，教書师长將報酬交給了師娘，師娘一數發現少了兩吊錢，便問因为，师长答曰：“一吊給了李麻子，一吊給了王四嫂。”師娘心想將一吊錢給李麻子也就罷了，爲何還要給王四嫂呢，非問個明晰弗成。原來這位师长在教《論語》時，將“季康子”説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時又將“王曰叟”説成了“王四嫂”，是以扣了兩吊錢。（61頁）這個笑話生動地説剖判校订學中形近而誤的現象。感謝浙江大學出书社出书《校讎學略説》，這是對程师长當年爲古代文學專業首開校讎學課程重要意義的确定，也是對程千帆师长誕辰週年的最佳紀念。恰是有了這本《校讎學略説》，程师长年輕時想寫一部《校讎廣義》的願望纔最終得以實現。能够告慰程师长的是《校讎廣義》修訂本近来由中華書局出书了，况且很快就获得了重印。在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教學與科研的長跑路上，先師點燃的火炬从来在傳遞着，况且越燒越旺。程門以文獻學爲基礎的學風必將會代代相傳。徐有富二〇二二年七月于問津閣出书注明程千帆师长這部講稿雖然體量不大，但體系完備，材料詳實，孕育較早，能夠系統體現程师长的文獻學思惟。對現在通畅的多種文獻學讲义産生了直接的啟發影响。講稿曾以油印的方法在山東大學師生中内部發行，不曾公開出书。我們認爲仍有向學界廣泛公佈的價值。本次整治以年王紹曾师长和王培元师长整治的油印本爲原本進行録排，初稿繁體字和簡體字混用，爲便利讀者閲讀，録排時統一改爲繁體字。我們在編輯過程中盡最大大概保存講稿的原貌，除對一些明顯差錯進行修正外，用字習慣、語言習慣，一依原本。講稿中有一些表達方法，如“三十岁月”前未標明哪個世紀，又如“叫做”“稱做”等詞語中“做”的用法，在當時並不抵觸語言文字規範，在當下也不會引發歧義，故均给予保存。我們核對了全稿的引文，引文與當下通畅諸本間有不同，程师长當時並未言及引文版本，或因記憶误差，或因别有所本，已弗成知。在没有靠得住依據的情況下，我們決定不私行改動引文。這也能在必然程度上幫助讀者窺見當時講課的具體情境。限於程度，編校過程中産生的纰漏在所難免，祈請廣大讀者不惜教正。講稿出书過程中获得了徐有富、程章燦、程麗則、宋健、田程雨等師友的鼎力援助，於此謹致謝忱。程千帆师长爲中國文獻學學科建設和能人培養做出了优异的貢獻，借此契機，向程千帆师长致以高贵的敬仰。浙江大學出书社編輯部二〇二二年七月扉页彩插内页书影预览时标签弗成点收录于合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