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我就是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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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作品（原鄉書院）5

后事

刘庆邦

01.初秋，菜园的菜叶儿上最容易生虫子。虫子们为了储蓄能量，繁衍后代，抓紧最后的时机，在不分昼夜地进食。这样一来，菜叶儿常常被虫子咬得花花搭搭，布满洞眼。人们把虫子捉一捉，或者往菜叶儿上喷洒一些农药，菜叶儿被虫子蚕食的情况会有所缓解。但过不了多久，一遇到合适的气候，虫子们会卷土重来，对菜叶儿进行更加疯狂的掠夺。结果往往是，菜叶儿上只剩下一些筋筋拉拉网状的东西，直至枯败。我有时瞎想，人的身体好像也会生虫子，生病就是生虫子。只不过，菜叶儿上的虫子是从外部来的，而身体里的虫子是从内部分化出来的，是背叛性的。那些带有毒素的细胞，就是人体内滋生出的虫子。菜叶儿上的虫子在明处，身体上的虫子在暗处，在堡垒内部。也因此，人体内的虫子破坏性更大，也更可恶。在母亲病重期间，我仿佛看见一群恶毒的毒瘤，露出毒牙，正向我瘦弱的母亲发起攻击。毒瘤如毒虫一样折磨着我的母亲，把我心疼得要命。我对毒瘤恨得咬牙切齿，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母亲的痛苦，让我知道了病的厉害。每个人一生的敌人不是别的，都是自己身上的病，最终都得被病所打败。母亲的病情不可逆转，我只有问母亲想吃点什么，千方百计做点好吃的，给母亲的身体增加一些营养。我这样做正中了毒瘤的下怀，在毒瘤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营养差不多都被它们抢去了，其结果是，它们一天天发展壮大，母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母亲有时显得很着急，说天天吃药、打针，病怎么就治不好呢，怎么越治越重了呢？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瞒着母亲，没有说明她身体里长的是癌。我对别的汉字都很喜欢，只对这个字眼极其反感，仅在字面上，我就觉得它长的是一副凶险而丑恶的嘴脸。要不是为了声讨它，我一辈子都不愿写到它。我对母亲说：没什么，只是因为您老了，对病的抵抗能力不如以前了。人总是要老的，谁都躲不过老去。我对母亲提到一些有名的人物，说他们的医疗条件是最好的，可他们最终也得老。听了我的话，母亲终于恍然大悟似的，长长噢了一声，说明白了，她都快八十了，可不是老了嘛。我们那里说健康不说健康，说扎实。问：谁谁还扎实吧？答：扎实着哩。我们那里说一个上年纪的人死了，也不说死了，说老了。母亲把死和老联系起来，说该死就死吧，死了就干净了。母亲这么说，好像把死的事情想通了，把一切都放下了。可母亲又说：我死了没啥，我怎么舍得下我的几个孩子呢！母亲说着，眼圈就湿了。听母亲的话意，她对死还是不甘心，还想继续留在人世上。有一段时间，妻子代替我在开封伺候卧床的母亲。到了夜晚，母亲披衣在床上坐着，不愿躺下睡觉。妻子问起来，母亲说她担心一躺下，一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要是那样的话，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大儿子了。我放下手头的事情，从北京匆匆赶到开封母亲身边，母亲夜里才躺下睡觉。不管是坐着，还是躺下，母亲都睡不踏实。睡觉也是一种能力，病痛的煎熬已经使母亲失去了睡觉的能力。但母亲的思维能力还保持着。既然母亲睡不着觉，她脑子里一定会想些什么。我不知道她想的是什么，只知道她的心情是矛盾的。她先是对我们兄弟姐妹说：等我死了，你们谁都不要哭，听见你们哭，我心疼。母亲这样说，显然是想到了她的后事。对于母亲这样的交代，我们都不好说什么，只有保持沉默。在心里，我们已经开始哭。有一天，母亲又对我和二姐说：要死就早点死吧，死得晚了，到时候你大姐就哭不动了。母亲前面说的是不让我们哭，现在又说担心大姐年龄大了哭不动，这就出现了矛盾。我和二姐不愿跟母亲讨论关于死的问题，只希望母亲活着，多活一年是一年，多活一天是一天。不能因为趁着大姐还哭得动，母亲就得提前死，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逻辑。于是二姐说：哭不动，就不哭。母亲没有再说什么。02.母亲很重视人的后事，对后事的一系列程序也很熟悉。听大姐说，在黄河的花园口被扒开的那一年，我们的母亲才十三四岁，就带着她的弟弟，也就是我们的五舅，为她的父亲办过后事。后来我们村里死了人，也多是请母亲帮着办理后事。母亲不用跑腿，也不用动手。办后事的人家在西间屋放了椅子，母亲往椅子上一坐，只动动脑筋、动动嘴就行了。母亲的神情是严肃的，也是镇定的。屋里屋外白影憧憧，人们遇到什么事情都向母亲请示。母亲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安排得一清二楚。母亲像战场上一位运筹帷幄的大将军一样，是真正的有条不紊、指挥若定。村里人称赞我母亲，说别看那老太太不识字，把十个识字的人加起来，都不如老太太一个人心里盛的事多。有年龄比母亲小的人甚至跟母亲说笑话，说他得争取走在母亲前头，那样母亲就可以送送他；他要是走在母亲后头，就没有合适的人送他了。一个人办理后事再有经验，办得再完美，也不可能为自己办理后事。后事就是身后事，就是丧事，谁的后事都得由别人办理。我有一个近门的三叔，当仁不让似的担起了责任。他叫我母亲为大嫂，主动对我母亲承诺说：大嫂你放心，等你百年之后，你的后事我来给你办，我保证办得排排场场、圆圆满满，任谁都挑不出什么，一定让你满意。母亲没有答应三叔的承诺，但也没有拒绝。在叔叔辈的人中，母亲挑不出别的人，能铺排些事情的人，恐怕只有三叔。......三叔多次说过，母亲的后事由他负责办理。母亲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等于默认了三叔的说法。三叔的说法也传到了我们弟兄耳朵里，我们不大愿意听。并不是我们对三叔不信任，只是觉得在母亲还活着的情况下，就把母亲的后事说来说去，只会引起我们的不快。有一天母亲突然对我说，她有些生三叔的气。我以为母亲和我们一样，也不愿让三叔拿她的后事说事。我问母亲生什么气。母亲说出的生气原因是尚未发生的事实，是一种预想，一种担心。母亲担心三叔在办理她的后事时，让我们破费太大，花钱太多；还担心三叔会在一些程序上折腾我们兄弟俩。我劝母亲不要想太多，有些事情想得太多对身体不利。什么事情都是走一步，说一步，一步一步就走过去了。其实母亲所担心的事我也想到过，只是不愿意多想而已，偶尔想到一点，就自欺似的赶快回避了。比如花钱的问题。为母亲的后事，钱肯定是要花的。母亲对我们有恩，为母亲养老送终，这是我们当子女的责任。母亲在世时，我们时常给母亲一些钱。如果母亲下世了，我们再想给母亲钱，到哪里去给呢？可以说为母亲办后事花钱，是孝敬母亲的最后机会，我们会抓住这个机会。至于母亲所担心的三叔会折腾我和弟弟，我也明白母亲指的是什么。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我多次见过别人家为老去的人办后事。孝子须穿白鞋、戴孝帽，腰里要扎生麻批子，手里还要拄哀杖。为了邀请村里人参加逝者的葬礼，并到坟地里为逝者送行，孝子要走遍全村，挨家挨户去给人家跪下磕头。人家待在家里的不管是男是女，是大人还是孩子，进得院子，孝子只管磕头就是了。我记得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叔辈的孝子进了我们家的院子，一见我就跪下给我磕头。那一磕让我吃惊不小，吓得我差点跑掉。那个叔叔高个子，说话大嗓门，平日是很厉害的。就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就变得软弱起来，见到我们这样的小孩子也要磕头。母亲担心的就是这个，担心三叔会遵照老家的传统，让我和弟弟给人家下跪、磕头。我不知弟弟如何想，反正给人家下跪、磕头，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我是一个自尊的人，给人家下跪，会不会有失自尊呢？我出来工作已三十多年，人也五十多岁，在村里成了爷爷辈的人，让我给人家磕头，我不知能否做得出来。我们村的孝子，不愿给人家磕头的人是有的。有一位中学教师，他母亲死后，他只带领族中人，到母亲坟前站成一排，三鞠躬就完了。他的做法被村里人说成不孝，并传为笑谈。好在教师死后，他的儿子没有像他那样“立新风”，而是按原有的风俗为其父亲办了后事。村里人说，人只有一死，这样办后事才像个样子。人世间的有些事情真是让人难以预料，身体一向很好的三叔竟先我母亲而去。......得知三叔突然去世的消息，母亲的心情自然很沉重。母亲叹了气，又叹气，说这叫啥事呢，该死的人不死，不该死的人说死就死了。谁都听得出来，母亲说的该死的人是她自己，不该死的人是三叔。好像三叔一死，就没有合适的人选办理她的后事了，这让母亲甚感失落。母亲跟我讲了三叔的一些往事。三叔刚出生，他的父亲就失踪了。是三叔的母亲吃苦受罪把三叔养大的。三叔这一辈子过得也不容易。母亲对电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过去人老几辈子没用过电，日子也不见得过不去。现在有了电，照明浇地啥的倒是方便了，人也死在电手里了。母亲的结论是，不管到了啥时候，不管人使用了啥好东西，有一利必有一害。03.母亲医院，是住在开封弟弟家里。我丢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在母亲的床头支一张小床，日夜陪护母亲。母亲后来对我很依赖，一会儿看不见我，就显得有些焦躁。只要我在她身边，好像她的生命就能持续存在。那段时间，是我们母子俩说话最多的时候。我们看见雨说雨，看见雪说雪，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有一次，母亲对我说起，她是小时候死过一次的人，能活到如今这个岁数，已经赚了很多。五六岁时，她胸口长了一个大疮，疮肿得像葫芦，最大的膏药片子都贴不住。都说疮怕不出头，一出头就好了。谁知道呢，她胸口的疮出头以后，越烂越大，烂得都收拾不住了。她的父亲带她去找医生，医生一看就摇头，说没治了，把孩子带回家吧。医生还悄悄对她父亲说，给孩子做个匣子吧。所谓匣子，就是小型的棺材。未成年人死了，所用的殓物都是说匣子，不说棺材。母亲说她记得很清楚，她的父亲背着她往家里走时，她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双手搂着大人的脖子，趴在大人背上。因胸口的疮是一个大障碍，她只能胸口朝外，和父亲背靠背。父亲拽着她的双手，一直弯着腰，才把她驮回家。到家后，父亲没有把她往屋里床上放，而是把她放到院子里一个柴草垛上去了。父亲一边找人给她做匣子，一边等她死。她也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就在柴草垛上狠哭。哭累了，就睡着了。醒过来，再哭。就那样哭哭睡睡，她的一口气没有断，疮口长出了红肉芽，竟活了下来。母亲还对我说，她刚生下我时，又长过一回大疮，这回是长在腿上。几个孩子，她最心疼的是我，却没有好好地给我喂奶。我刚满月，因她身上起了疮，奶就没有了。她是把馍掰碎，泡成糊糊，把我喂大的。听母亲对我讲她两次长疮的经历，我联想到，母亲这次之所以病得这样厉害，也是被疮害的。只不过前两次长疮是长在身体外部，这次却是长在身体内部。前两次都出了头，这次只是肿，只是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却始终不肯出头。这应了我们那里的一句话，叫人怕出头，疮怕不出头。我似乎明白了，不出头的疮指的可能就是万恶的肿瘤啊！母亲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镇痛的药物已镇压不住她的痛。母亲咬牙忍着，尽量不把疼痛的表情显露出来。母亲在重病中仍保持着自尊。母亲的脚是从小缠了半道放开的，属于人们所说的那种“解放脚”。母亲认为自己的脚不好看，一天到晚穿着袜子，连睡觉时都不愿把袜子脱下来。我对母亲说，夜里起来小解一定要叫醒我，我扶她下床。其实那时我睡得非常警醒，母亲一有动静，我立即就醒了。有一天夜里，我听见母亲床上窸窸窣窣响，知道母亲要下床。我让母亲慢点，我来扶她。母亲刚说不用，便一下子摔倒在床前的地上。我赶紧上前扶起母亲，不敢对母亲有半点埋怨。这天天将明，母亲跟我说，人死后，后事里有一项程序叫押魂。押魂的目的，是把死者的灵魂，从家里引出来，送到村外去。押魂的做法，是死者的子女全部出动，点起一捆庄稼秆子做火把，到村头的十字路口去烧纸。在整个押魂的过程中，有一点最重要，要求死者的大儿子在往村头走时必须抱一只活着的大公鸡；待烧完纸往回走时，大儿子必须搦紧公鸡的脖子，一股劲儿把公鸡搦死。公鸡的魂代表凤凰的魂，有凤凰的魂可乘，死者架起凤凰，就可以飞走了。母亲的话让我心里一寒，我意识到，这是母亲在具体地教我怎样办后事。母亲的大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我啊！不知为何，我不愿听母亲跟我说这些话。也许我还在欺骗自己，不愿承认母亲的远去即将成为事实。也许我不愿受人摆布，对母亲的后事以及在后事中担负的任务有畏惧心理。也许我在想象中正被村里人围观。反正一听到母亲说这些话，我莫名地焦躁起来。我说：现在办后事怎么搞得那么复杂，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复杂呀。这都是因为现在的人钱多了，钱一多，繁文缛节就多了。我还说：活活把一只公鸡搦死，未免太残忍了吧。母亲大概听出了我的焦躁，没有再说什么，一句话都没说。04.母亲是在我们老家去世的。母亲明确说过，她不能老在城里，只能老在家里。我和弟弟都在城里安了家，母亲不认为是她的家，只有农村老家才是她的家。年，眼看到了春节，母亲对我说：我觉着我过不去这个年，咱回家吧。我安慰母亲：没问题，您就准备好好过年吧。刚过了春节，母亲又催着回家，说她恐怕过不去正月十五。母亲的心思我懂，她在意的还是她的后事，只有回到老家刘楼，村里人才能参与她的后事，才能给她送行。过罢元宵节没几天，我和弟弟就把母亲送回老家去了。母亲病得又瘦又小，当弟弟把母亲抱下车时，母亲有一个举动把我吓得一惊，母亲竟奋力挥着胳膊，高喊了两声。乍一听，我以为母亲是疼痛难忍才喊的。我很快明白过来，这是母亲在告知村里的人，她回来了。村里人陆陆续续到我家看望母亲。不管是比我母亲辈分低的，还是辈分高的；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凡是能走动的人，都到床前跟母亲说话。母亲一直保持着清醒状态，当来人问她：您知道我是谁吗？母亲很快就能说出对人家的称呼。母亲还跟人家说，谁谁来了，谁谁来了。村里人都来看望母亲，这让母亲感到欣慰。这大概就是母亲所希望的，也是母亲所需要的。阳历到了三月，阴历到了二月。就在阴历二月初二那一天，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农谚说：二月二，龙抬头。意思是说，到了二月二，天就该下雨了。可是，那年的二月二下的却是雪。雪下得还不小，一下就是铺天盖地。房坡上的瓦，刚才还是黑的，一转眼就被大朵大朵的雪花覆盖。院角的一棵尚未发芽的椿树本来枝杈分明，不一会儿，枝不见枝，杈不见杈，树上像开满了满树的白花。屋子里人待不下，堂弟用大面积的帘子布在院子里搭了一个篷子，篷子上面的雪越积越厚，终于承受不住，轰然倒塌。弟弟后来对我说，篷子倒下的那一刻，他就有了不祥的预感。就在当晚的后半夜，也就是阴历二月初三（阳历三月五日）的零点二十分，我们辛劳了一生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从此以后，母亲再也看不见我们，我们再也不能跟母亲说话，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家里都没有了母亲，我们一下子成了没娘的孩子。我们怎么办？我们悲痛，我们绝望，外面大雪纷飞，我们兄弟姐妹只能围跪在母亲灵榻前放声痛哭。几天来，我们的眼泪在眼皮里包着，一说话就喉头发哽，一开口就想掉泪。我们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但我们使劲忍着，不敢哭，不敢掉眼泪。我们怕哭出来不吉利。如今母亲走了，我们没有了什么可忌讳的，再也不必压抑着自己，无不哭得泪水滂沱，痛彻心肺。我们的哭声惊动了村里的乡亲，他们冒着大雪，纷纷来到我家劝慰我们。有两个婶子，一边劝我别哭得那么狠，一边分别拉着我的胳膊，想把我拉起来。其中一个婶子说：你娘早就跟我交代过，说你这孩子心太重，等她百年之后，让我一定把你看紧点，不让你哭得太厉害，别哭得背过气去。婶子一说我就明白了，我的小弟弟病死时，我曾哭得浑身抽搐，背过气去。是村里的一个老先生给我扎了一针，我才缓过气来。婶子不这么说还好，听婶子这么一说，我悲上加悲，痛上加痛，喊着娘啊娘啊，哭得更加昏天黑地。我想把自己哭死算了。痛哭也是一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曾怀疑自己还有没有痛哭的能力。母亲的逝世，让我知道我痛哭的能力还保持着。在为母亲办后事期间，我的嘴仿佛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只剩下哭的能力。我哭得嗓子嘶哑，几乎发不出声来。我也没想到自己的眼泪会有那么多，泪水涌流了再涌流，老也流不尽，好像我整个人都变成了泪水的容器。我双眼红肿，两只眼睛肿得只剩下两道细缝，看什么都是泪眼，看什么都模糊不清。我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变得极其脆弱、极其小，小得像一个孩子。我同时变得前所未有的顺从，对什么都不拒绝。我三叔不在了，村里还有别的堂叔。堂叔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头上戴了用生白布缝制的孝帽子，腰里扎了白布带子和生麻批子，手里提了用麻秆做成的哀杖。代代相传的后事文化彻底把我武装起来，让我知道了文化并不是软东西，文化在有的时候会变得很强大。在去村头的十字路口烧押魂纸时，他们交给我一只挺大个儿的活公鸡。烧完纸往回走，我便扼紧公鸡的脖子，一股劲儿把公鸡扼死了。在去全村各家各户磕头之前，堂叔担心我跪不下去，把我叫到一边，专门跟我谈了话，强调了规矩的重要，让我遵守规矩。我先跪下给堂叔磕了一个头，流着眼泪，哽咽着让堂叔放心。堂叔大概没想到我会这样，眼圈一下子红了。我们的村子膨胀得很厉害，从面积上讲，一个村子几乎变成了两个村子。由两个堂弟分别带领我和弟弟，我从村西磕起，弟弟从村东磕起，挨家挨户去磕头。我们不必说什么，由堂弟把人家从屋里喊出来，我们只跪下给人家磕头就是了。雪不下了，但地上有积雪和泥泞。不管是雪是泥，我全然不顾，跪到哪里算哪里。没有人逼迫我，我愿意给人家磕头。如同痛哭是我的需要，磕头也是我的需要。我心里想的是我母亲，我跪下双膝，低下头颅，磕头是为母亲所磕。我裤腿上沾满了泥，两只手上也沾满了泥。这样很好，泥使我有了一种回归的感觉。接受我磕头的人一点都不惊奇，他们所说的话几乎是一样的，一是让我赶快起来吧，二是表示马上到我家里去，参加我母亲的葬礼。我对每一个人都心怀感激。母亲的灵柩出殡时，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加入了送殡的队伍。麦地里的积雪一片白，四个唢呐班子一起吹着哀伤的曲子，母亲的孩子都哭得悲恸欲绝。泪眼蒙眬中，我仿佛看到了母亲。我想，一贯重视人的后事的母亲，对她的后事应该是满意的。

年2月14日至28日

注：本文节选自《我就是我母亲——陪护母亲日记》，刘庆邦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年12月出版。本文标题为小编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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